中国社会变迁导致大量结构性社会问题。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涌现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他们在农村长期缺乏代际陪伴和社会参与，从而催生了较为普遍的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现象。本研究通过对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2）中农村留守老人相关数据的梳理分析和对农村留守老人的深度访谈，以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发现缺乏陪伴、缺少关怀、社会隔离仅是农村留守老人孤独现象的表层特征。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的乡城流动导致的农村空心化、农村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农村老人文化水平局限以及健康状况不佳、缺乏社会参与和老年心理弱势等系统性因素则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孤独现象的深层原因。由此本研究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留住更多年轻人，嵌入社会资源开展志愿服务，增强邻里守望关注身边老人，倡导新时代孝文化加强代际关怀等具体社会支持策略，是改变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现象，实现“老有所慰”，提升其生活质量和民生福祉的对策探索。
习近平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理论结晶。该论述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对纪律建设的持续探索与实践，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建设理论，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贯通中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深刻回应了新时代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现实关切。本研究从内在逻辑、理论特质与时代价值三个维度展开分析，认为该论述坚持人民立场，注重统筹全局与突出重点，辩证处理纪律建设中的多重关系，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系统性和辩证性等理论特质。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建设理论的新境界，不仅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了坚实的纪律支撑。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探究人类对待自然的意识与态度如何影响人类的环境行为，以寻求一种解决当下生态环境问题的合理观念和策略，引发了“生态伦理何以可能”与“生态社会何以可能”的双重追问。“生态伦理何以可能”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立场，主张生命及非生命存在物具有平等存在权利，承认自然拥有内在价值，但忽视人的价值主体性，因此应当从人的“双重生命”思想去理解生态伦理的思想实质。“生态社会何以可能”注重实践取向，强调一种以生态主义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和制度的协作，指出了生态环境恶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后果，但缺乏一种从社会形态角度来加以理解的思考，而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为我们理解生态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实现了人类认识世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纪检监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赋予纪检监察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地位的规定性和必然性。推进纪检监察学研究，应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我国纪检监察实践活动中的重难点问题并提出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观点，叙述好蕴含在纪检监察制度及其实践中的道理、哲理、学理，推进其学术化、学科化，构建起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纪检监察学并推动其不断深化发展。具体来说，应运用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将满足纪检监察工作实践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概括和总结纪检监察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检验研究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将“为了人民”作为价值追求，在研究中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由人民评判纪检监察学研究的成果；坚持系统观念，在纪检监察学研究中遵循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纪检监察学研究以回应、解决时代课题、现实关切作为目标；坚持发展的观点，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科学预见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开展纪检监察学研究。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进一步增强了个人信息的社会共享与隐私保护的张力，其表现为信息共享的技术扩张与隐私保护的边界模糊、信息共享的效率诉求与隐私保护的合规成本矛盾以及信息共享的公共属性与隐私保护的个体诉求冲突。大模型的黑箱特性与隐私保护的透明需求背离、法律规则的静态滞后与技术发展的动态创新脱节、平台的数据垄断与个体的弱势地位之间的失衡构成了矛盾生成中的技术、制度和权益的三重机理。破解大模型信息共享和隐私保护的矛盾需要确立信息处理的“风险分级—动态适配”的规制逻辑，将信息处理规则中的“形式合规”转向“实质保护”，增强大模型的隐私保护技术落实与透明化技术治理，打造隐私保护的多元主体协同和体系化共治，提升公众的隐私保护素养及其参与隐私治理的意愿和能力。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长期发展呈现出的重要属性。当前，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重构了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既为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提供了技术赋能，也因技术逻辑的霸权化导致了主体性异化、认同碎片化等适配困境。本研究以“动态适配”为核心分析框架，立足哲学主体性理论、文化研究与数字技术批判的交叉视角，界定文化主体性的“自主性—能动性—反思性”三维内涵，揭示“信息茧房”、创作权稀释、数字身份焦虑等适配失衡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进而构建“价值—认知—实践”三位一体的动态适配模型，阐释技术迭代、主体需求、制度规范与文化自觉的协同驱动机制，从技术设计、主体素养、制度治理与文化传承四个维度，提出实现数字技术与文化主体良性互动的优化路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与文化主体性的适配并非静态平衡，而是在“技术赋能—主体反思—制度调节”的循环中不断趋近动态协调的过程，其核心在于确立“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保障主体在数字文化实践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人民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实践逻辑，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价值契合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耦合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党的民主理论的守正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民主政治现代化命题的时代回应。这种价值耦合具体表现为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制度形塑、以人民创造为动力源泉的实践机制以及以人民共享为价值归宿的本质规定。为了更好激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耦合效应，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切实维护人民利益、强化制度协同等举措作为关键着力点，为有力有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当下表现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在实践中形成了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但实现高水平安全的有效推动力和引领力尚未明晰。为了探求这一问题，本研究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重要背景，讨论了新质安全力的出场逻辑、现实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治理工具、价值共识、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时空环境五个要素在形成新质安全力过程中的典型问题域、互动关系与实践要求进行深入分析，以对这一概念进行清晰阐释。新质安全力是超越传统安全治理范式的一种系统性能力，其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安全观，通过对风险的动态性认识与革新性理解、治理体系的适应性调试，实现安全治理综合能力的提高。
马克思总体性概念是凝聚和统摄唯物史观基本内容的基础性概念。卢卡奇开创了研究马克思总体性概念之先河，却因仅在辩证法层面理解马克思总体性概念而把它简单化了。马克思揭示的人的生命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对历史发展而言居于统摄性、贯穿性、规范性的地位，该历史前提及其内在要求是马克思总体性概念得以生成所依赖的实在。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内涵显现为由历史前提及其内在要求所生成、限定和统摄的人与历史规范性、整全性存在发展格局的历史性实现形态。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外延是由这一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五方面要求及其满足构成的人与历史存在发展的基本空间。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哲学属性蕴含着作为实在的本体论属性与作为自因与他因统一体的宇宙论属性、认识论层面的作为概念框架的属性、辩证法层面的作为主体与客体以及整体与部分矛盾统一属性、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层面的理论与实践矛盾统一属性。
公务员的主动工作行为对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日趋加快以及延迟退休改革的推行，年长公务员正逐渐成为公共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深度挖掘年长公务员的潜力，调动年长公务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493名年长公务员进行三波段调查，探索年龄包容性氛围对其主动工作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包容性氛围通过情感承诺正向影响年长公务员的主动工作行为；主动性人格负向调节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政府部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激发年长公务员的主动工作行为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