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跃升。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绝非偶然，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出场语境。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出场语境，揭示其生成的历史必然性、理论突破性、实践针对性与文明担当性。新时代“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关键期为破解强国建设的文明支撑问题、应对理论解释力相对不足与全球话语权挑战、回应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担当人类文明形态重构使命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与历史意义，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石。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两个结合”，是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文化前提。
行政负担直接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感受，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行政负担消解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使得行政负担的生成机理与消解路径愈发动态复杂。基于社会技术系统视角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在消解行政负担过程中的角色正从自动化工具逐渐演进为信息中介，乃至走向自主决策的智能代理，进而改变了行政负担的结构与互动模式。与此同时，技术局限、信息流动限制、自主性和责任分配等潜在挑战制约着人工智能消解行政负担的成效。展望未来，应从社会技术系统整体出发在技术创新、制度完善与伦理监督等方面协同发力，进一步推动治理现代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化治理的新模式。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创新性运用，结合中国经济具体实际与根据地建设现实需要，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进行经济建设。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工作提升至关乎全局的战略高度，确立了巩固农业基础与发展工业并举的建设方针，通过广泛动员群众，有效巩固了生产基础并改善了农民生活，同时逐步建立起以自给为导向、现代机器生产与传统手工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由此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呈现出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极大释放了经济活力。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实践，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确立的核心原则与积累的主要经验，也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数字技术的发展影响着公民的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道德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技术层面经历了从“数量化”到“数字化”的转型。道德治理数字化是运用数字技术辅助和实施道德治理的过程。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方法，以A区“大家评”智能服务平台的社会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道德治理的运行机制以及道德治理数字化赋能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道德治理数字化通过道德规范体系生活化、道德实践场域交互化、道德评价过程科学化、道德赏罚场景多元化的运行机制，赋能社会治理主体培育、治理资源整合以及治理价值共享。未来可通过技术升级、跨界组织协同和多元主体合作生产等路径进一步提升道德治理数字化的社会治理效能。同时也要警惕可能存在的道德的简化主义、技术性专制和自主性摧毁等技术治理陷阱。
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人凭借自身意念控制外物”的设想，是人机交互技术的重大变革，因而备受学界关注。齐泽克认为，脑机接口技术是一个“灵知转向”的“奇点”，它抹除了主体“生而为人的内核”，带来了“主体消失”的巨大威胁。齐泽克围绕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类主体的命运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一基本主题进行了严肃的哲学反思，凸显了脑机接口技术造成主体的深度空心化，乃至彻底沦为“无内容的形式”的可能性，揭示了其对人类主体性可能产生的否定性效应。齐泽克对脑机接口技术的哲学反思，提醒人们在发展脑机接口技术时，须重视它对人类主体性所带来的挑战，并警惕因此所导致的“主体消失”这一风险。
从历史、理论、实践、文化、价值五重向度阐释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是把握和推进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从历史向度看，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既奠基在党百余年作风建设的基础上，又继承与发展了党的作风建设优良传统；从理论向度看，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蕴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精髓，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党的作风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的有机构成；从实践向度看，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通过以上率下、递进式推进和常态长效治理，实现了作风建设的深入落实；从文化向度看，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契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形成的文化合力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价值向度看，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理论价值、文化价值和实践价值，挖掘这些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作风保障。立足于以上五重向度，系统而完整地阐释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有助于在“知”的层面促进共识、在“行”的层面达成共为，进而推进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高质量发展。
知性是在差别中寻求同一而构造概念的活动，而同一和差别的统一就是矛盾，知性活动的辩证性又以本质和现象的反思模式显现出来，呈现为站在现象的立场上寻求本质的活动。知性活动的辩证性推动它以有限的概念形式追求无限物，最后陷入有限概念规定的显性自相矛盾。康德和黑格尔所谓的“辩证理性”实际上就是知性内在辨证本性的显性化。知性的辨证本性一般处于潜意识层面，只能在理性的高度才能反思到，而站在知性的立场上难以反思到，甚至会造成一种片面的反思。知性思维作为自觉的思维方式，就是建立在对知性活动的片面反思之上的。这种反思割裂了知性活动中“知”和“悟”、想象力的时间表象活动和空间表象活动的统一，排斥“悟”而片面强调“知”，并把“知”的确定性建立在空间表象活动之上。由此反思到的所谓知性的规律就成了静态的关系。在这种静态关系中，同一和差别、此和彼都是外在的。当知性的运思把这种静态规律绝对化为唯一的法则来看待对象和自身时，就形成知性思维。知性的辨证发展达到本质与现象统一时，会跃升为理性。理性站在现实的立场上追求自由，表现为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发展过程。从辩证法产生的角度看，知性产生矛盾，理性则使矛盾达到统一，使辩证法成为真理。
自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以来，在政府绩效评估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尝试引入第三方评估，在21世纪初正式将第三方评估应用于政府绩效考核领域。随着第三方评估的作用逐渐凸显，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已经成为人民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广泛应用于政府机构、公共项目、专项工程、公共政策等多个领域。回溯而言，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实践先行、实践与制度并行、在制度推动下的评估领域扩展四个阶段。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评估机构更加专业化、评估模式愈发科学、评估制度体系逐步完善、评估工具使用愈发规范。然而，在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还存在着评估价值取向偏离、评估过程流于形式、评估结果形成与运用不甚理想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未来需要对不同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案例进行总体评估，即展开“对评估的评估”，也就是“元评估”，而开展元评估工作也需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现代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中，因其历史背景、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及社会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本质内涵与外在表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中，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宝贵经验，又立足自身国情，将普遍发展原则与独特实践路径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在现代化理论创新和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双重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的全面超越。基于此，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牢牢把握其重要特征，并系统遵循在主体、样态、布局、价值旨归和文明创造五方面的方法论要求，进而科学规避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种种陷阱，坚决防止现代化事业走偏方向，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大命题。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并发展于古代中国、迷失于近代中国，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努力下得以重塑和巩固。从价值意蕴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关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不仅对于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脉的赓续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也有助于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更有益于推动中华文化“破圈出海”，更加积极主动地展示中国形象。从实践路径来看，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党的文化领导权，以“两个结合”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还要积极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交流，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辐射力。